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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世界文明大检讨视野下重新认识鲁迅的超越性

发布日期:2017-08-13 10:01   来源:网络整理

  这些年许多人都在强调,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,必须特别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吸取优秀资源。这本身并不错,但人们对“中国传统文化”的理解却十分狭窄,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化,古代文化里又局限于儒家文化,恰恰忽略了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化也是一种传统,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更被冠以“反传统”的罪名受到普遍的排斥。这叫“抱着金娃娃讨饭吃”。

  其实鲁迅所面对的问题,是最接近今天的。就文化而言,在诸如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基本问题上,鲁迅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。我曾经提出了一个“二十世纪中国经验(其中也包括文学经验)”的概念,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,当我们面对中国现实问题时,鲁迅的经验(文学经验)就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。我还说过,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历史责任,是要创造出对当代中国经验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。这样的创造需要理论资源,而鲁迅的思想应该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。

  一、鲁迅研究跟其他现代作家研究区别何在

  《心灵的探寻》还有另外一个题词:本书“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”。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鲁迅观的,即把鲁迅看作是“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,并与实际从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者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。这并非我的原创,记得王得后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:它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及“鲁迅与我们”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。这也包含了我们对鲁迅研究的一个基本看法,把“鲁学”看作是“人学”即中国人的改造之学,是“社会学”即中国社会的改造之学。

  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:鲁迅研究跟其他现代作家研究有什么区别?在我看来,区别主要有二。其一, 作为“人学”,鲁迅文学的最大特点与魅力就在于对人的灵魂开掘之深。这就决定了鲁迅文学不仅要搅动读者的灵魂, 首先要搅动研究者的灵魂。至少在我的经验里,面对鲁迅,是无法“隔岸观火”,而必然要将自己“烧进去”的。鲁迅对于我,不仅是研究对象,更是精神对话的对象。在我遇到现实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困惑时,就习惯性地打开鲁迅著作,从他那里吸取精神资源与力量。这样,鲁迅就自然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,用现在的说法,我和我的研究对象构成了“生命共同体”。在我研究其他现代作家时,就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。与其他现代作家可以有共鸣,却难有生命的融合;可以得到启示,却很难影响生命的成长。

  其二,作为“改造中国社会之学”,鲁迅文学的另一个巨大魅力,就是他对中国社会问题开掘之深。鲁迅文学特别是他的杂文,面对的都是现实生活里的具体的人和事,但他总要开掘到历史的最深处,中国文化的最深处,人性、国民性的最深处。因此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,就不仅具有现实性,更具有超越性。他的思想和文学不仅面对他的时代,更指向未来。于是就有了“活在当下的鲁迅”的说法。我常说,鲁迅对于中国,是一个“现代进行时”的存在。有人曾把鲁迅揭露193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种种怪事的杂文,改一个题目叫“鲁迅论当代中国文坛”重新发表,大家都觉得好像鲁迅就在对现实发言。这也就使得我们的鲁迅研究很难作纯粹的历史研究,而必须面对当下中国的现实。这就给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当代阐释,留下了很大的空间。

  以上两大特点,也决定了读者对鲁迅的阅读与接受。记得我在1980年代讲鲁迅,不仅自己极其投入,学生也极其投入,那种“生命共同燃烧”的鲁迅接受场景大概永远不会再有。从1990年代开始,学生听我的课,就分为两派。尽管可能是受我讲课的影响,大家都尊敬鲁迅,但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上发生了分歧。一派学生认为,鲁迅应该进博物馆,我尊敬他,但不愿意让他来影响自己的生活:鲁迅太重,我想活得轻一点。而另一派学生则说,我就是不满意于自己活得太轻,太混沌,我渴望像鲁迅那样思考沉重的问题,活得更清醒、更认真、更有意义,希望鲁迅进入自己的生命。在我看来,从1990年代到现在,青年对于鲁迅的态度大概分为这两大派。有意思的是,无论是拒绝,还是接受,都与各人自己的生命选择有关。这恰恰反映了鲁迅文学是真正的生命之学;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,也就有权接受或拒绝鲁迅。青年多变,今天拒绝鲁迅,明天自己有了新的阅历,面对新的问题与选择,又反过来走近鲁迅,这是鲁迅接受史上经常发生的事。而且即使终生拒绝、远离鲁迅,也是正常的:为所有的人都接受的鲁迅反而是不真实的。接受鲁迅,特别是生命投入式的接受,永远是少数人。

  这样的接受者不会局限在学院里。我曾经说过,鲁迅的真正知音在民间,那些关心、思考、参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民间思想者与实践者,在一定意义上是比我们这些学院里的知识分子更接近鲁迅的。这就涉及到有没有民间鲁迅与学院鲁迅的区分,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。我觉得民间鲁迅还是有的,我自己就是从民间鲁迅研究走向学院派鲁迅研究的。我最近刚给一位打工者写的《我们还需要鲁迅吗》一书写了篇序言。作者从1990年来北京,在北大附近的中关村漂泊了20多年。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,又为精神的苦闷不能自拔。就在这种情况下,作者遇到了鲁迅。他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原著,又读我和其他鲁迅研究者的著作。他对鲁迅的熟悉,让我大吃一惊,引述鲁迅著作几乎随手拈来;他对我的研究著作阅读之认真,更让我感动。

  从他写的大量读书笔记看,他是真正读进去了。他是带着自己的问题阅读鲁迅、研究鲁迅的:他说自己要“以小民之心,从小民的视角,看一看,想一想,鲁迅这位医生,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及精神的诊断准确否?我们身上那艳若桃花的红肿还在否?倘若按他开出的药方去治疗,能痊愈否”?最后他对这个时代提出的“我们还需要鲁迅吗”的问题,作出了自己的回答,写成了这本书。

  我拿着这本沉甸甸的民间鲁迅研究著作,立刻想到40多年前,我也写过一本《向鲁迅学习》的书。这是我在“文革”期间给“民间思想村落”的青年朋友讲鲁迅的讲稿,以及我自己写的读书笔记汇集而成,当时还没有条件打印成册,是一个手抄本。写完后我想寄给大学的老师和研究专家看,却顾虑重重,不敢寄出,又不可能发表,就只好送给老伴,算是一段生命历程的纪念。但这也就奠定了我的“生命投入式”的鲁迅研究的基础。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生命历程,我对民间鲁迅研究有深切的感受与理解,始终认为学院鲁迅研究与民间鲁迅研究是息息相通的,应该相互支持与吸取。

  其实,这种对鲁迅的民间接受与阐释,是随时发生的。从去年底到今年初,有两件事是可以进入鲁迅接受史的。一个是“赵家人”突然成了网络上的热词,这一说法源于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中赵太爷对阿Q说“:你配姓赵?”可以说,鲁迅的“赵家人”一语道破了人们早已不满而又说不清楚的中国社会,是极具解释力与批判力的。其实,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里还有一句“:那赵家的狗,何以看我两眼呢?我怕得有理。”这对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的某些现象也很有解释力与批判力。这是很能显示鲁迅文学与思想的生命力的:鲁迅的思想与语言,在网络上的传播还会继续下去,人们将不断从鲁迅著作中开掘新的批判性资源,鲁迅也将在网络时代更深入地走向中国的民间社会,这是可以期待的。

  再就是我们最近讨论的李静编剧的,由80后一代人执导和演出的话剧《大先生》。这是一部思想者的剧作,在这个文学创作与戏剧思想普遍贫乏的当下,是十分难得的,而它的思想资源与灵感正是来自鲁迅。在我看来,这部剧作构思最巧妙的地方在于选择了鲁迅逝世前的瞬间。这正是历史的一个交接点:剧作前半部,鲁迅与许广平、朱安、母亲,以及周作人、胡适的对话、思想的交流、情感的纠葛,结束了“前历史”;然后就往后走,一直走向当代。全剧的中心,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:鲁迅如果活在当代,会怎么样?

  也可以说,作者是在“接着鲁迅往下讲”。在熟读鲁迅,又有了自己的感悟以后,一方面,试图以鲁迅的思想与眼光、方法来看现实中国社会; 然后又用当代人的思想、观念、情感来看鲁迅。正是这样强烈的当代感震撼了观众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,也是构成了戏剧后半部核心的,一是那把椅子要表达的是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思考,一是对革命成功以后的被称为“天堂”的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表现,表达的是鲁迅对“黄金世界到来以后”的思考与隐忧。应该说,这两个方面,都抓住了鲁迅思想特别是《野草》时期与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思考的要害;不必讳言,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、社会、思想、文化的两个最尖锐也最有争议的问题。在这个意义上,可以说,作者通过抓住鲁迅思想的核心来面对中国当代问题的核心。这本身就显示了作者非凡的眼光与胆识。

  在我看来,这是《大先生》一剧的主要价值与成功之处。至于作者对鲁迅这两方面思想的理解和表现,是否有些简单化,用戏剧的方式来表现如此重大的时代主题,是否存在问题,这都是可以讨论的,反而不那么重要了。而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,鲁迅的观点,以及作者的理解、阐释与表现,会引发各种争议,更是正常的,甚至是我们所期待的。2016年以戏剧形式出现的民间鲁迅研究、阐释,对我们学院里的研究,是一个启示,更是挑战:鲁迅研究在注意其思想与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,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,也要抓住鲁迅思想与文学中的重大课题,面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,不断开掘与发扬鲁迅的思想锋芒与怀疑、批判精神。我们的学院研究应该追求精细与大气的结合。

  二、创造属于自己的鲁迅阐释体系

  在《心灵的探寻》里,我这样谈自己对鲁迅和对鲁迅研究的理解:“鲁迅(鲁迅其人,他的作品)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、多层次、多侧面的有机体。不同时代,不同层次的读者、研究工作者都按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历史背景、哲学、思想情感、人生体验、心理气质、审美要求,从不同角度、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,有着他自己的发现、阐释、发挥、再创造,由此而构成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的,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。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,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

  这里讨论的是鲁迅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。一方面强调了鲁迅本体的客观存在,另一方面,强调研究者的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客体的发现、阐释、发挥、再创造,同时这样的再创造又要受到客体的制约。阐释、再创造的科学性,以是否接近研究对象的本体为标准。这里讲的“发挥、再创造” 其实就是前面谈到的“接着鲁迅往下讲”。

  也就是说,研究者的研究,对研究对象是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的。这样的鲁迅研究者跟鲁迅的关系,与儒学研究者和孔夫子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。在《论语》成为经典以后,历代儒学研究者的读经、讲经,都是有发挥、创造的,以致形成了朱熹的儒学、王阳明的儒学,等等。因此我们今天讲“儒学”,就不只是孔丘一个人的创造,还包括了已经被称作“朱子学”“阳明学”的这些阐释者的再创造。在我看来,鲁迅研究最终也要发展为“鲁学”,每个研究者都应该为这样的“鲁学”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  我觉得每个人从事鲁迅研究的最高追求,应该是创造出一个自己的鲁迅阐释体系,这当然是一个高要求。我们应该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。我在前面谈到我对自己的鲁迅研究不满意,就是因为我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鲁迅阐释体系,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。自己受先天不足的限制,就把希望寄托在后来者。今天我把这个问题郑重提出来,就是期待70后、80 后的鲁迅研究者,以此为努力目标,即使做不到,也要心向往之。

  三、重识鲁迅的超越性力量

  怎样才能有独立的新阐释,新创造?关键是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。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过,我的鲁迅研究分为前期、后期,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当代问题。《心灵的探寻》面对的是“文革”的“极左”思潮造成的思想、文化的混乱,以及自己精神的困惑,目的是要走出“文革”,找到在长期奴化教育下失去了的自我。

  当时的问题意识有二。 一是历史的追问: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?一是自我的审问:知识分子在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?因此《心灵的探寻》强调的是“个体的鲁迅”和“人类的鲁迅”,特别突出“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”,以及他对“帮闲、帮忙、帮凶的知识分子”的批判。这也是和1980年代个性解放和“走向世界”的时代思潮相呼应的。我并没有因此完全否认“民族的鲁迅”和“社会的鲁迅”,但却将它搁置起来,这就是前文涉及的带着所处时代的问题去阅读与研究鲁迅,在有所发现的同时,也必然有所遮蔽。

  到2001年写《与鲁迅相遇》时,就面对完全不同的时代问题:中国发生的由社会贫富不均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两极分化,以及知识分子的分化。由此提出了“知识分子(首先是自我)的历史选择”的问题。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,“民族的、社会的、阶级的鲁迅”“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”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。

  鲁迅与自由主义的论战,鲁迅提出的“真的知识阶级”的概念,鲁迅与左联的关系——都成为《与鲁迅相遇》一书的主要论述内容。退休之后,面对我所说的权力与市场结合的现实,我又明确提出了“左翼鲁迅”的概念,继续强调鲁迅的左翼立场:他的社会平等的理想,站在平民这一边的选择,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怀疑、批判精神。同时将鲁迅左翼与政治左翼的盲从性区别开来,突出他的独立性,对“革命工头”“奴隶总管”的警惕,特别是“革命胜利以后”的中国的隐忧。这都反映了随着对中国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化,对鲁迅认识的深化。

  当然,这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历程,具有很大的个人性。今天在这里讲这些,只是为了说明,不断找到属于时代,又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,这是鲁迅研究得以不断涌现新发现,不断深化的关键。 这背后又是一个如何正确地把握时代与自己关系的问题。 这正是我最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:你们面对的是时代的什么问题?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现实中国的诸多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思想、文化问题。但这不是我最想讨论的问题,我更想说的是更具有超越性的问题。

  这也是有针对性的:我始终觉得,我们的研究包括鲁迅研究,一直存在两个问题:要么脱离现实,要么和现实贴得太近,缺乏距离感。脱离现实的问题,经常有人讲;而缺少大视野、超越性眼光的问题,却鲜有提及。在我看来,这或许是更根本性的。这也涉及对鲁迅的看法,我们都比较注意鲁迅对现实的关怀和介入,却很少注意鲁迅的超越性思考。

  我想问的问题是,年轻人到我这个年龄,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和世界将面临什么问题,自己将面对什么问题?我觉得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。别的研究者可以回避,但鲁迅研究者必须面对。在我看来,只有存在一个“未来三、四、五十年的中国和世界”的大视野,在鲁迅研究上才可能有一个大境界,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鲁迅的意义。

  我自己思考这一大问题,是由2008 年汶川地震引发的,我敏感地感觉到“中国以至世界,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、骚乱不断、冲突不断、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”。到 2011 年发生的许多事情,更使我得出了一个“全世界都病了”的概念:中国病了,美国病了,日本病了,北欧也病了。这就意味着,现在世界上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,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,所有的发展模式,无论是美国模式,北欧模式,还是中国模式,所有的文明形态,无论是印度文明,中国文明,美国文明,伊斯兰文明,都出现了问题。

  过去面临局部性危机时,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:中国有病就学美国资本主义,这是右派的观点;学北欧民主社会主义,这是左派的观点。现在美国、北欧自己都有了病,再学习它们就需要多加考虑,至少不能简单搬用了。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,我们原有的知识,原有的理念,都解释不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问题。用原教旨自由主义的观点,或左派的观点,分析当下发生的许多事情,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:颜色革命并没有像自由主义者期待的那样,成为“第三次民主浪潮”,华尔街占领运动也没有像左派预言的那样,“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”。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,恰恰就是固守自己原来的立场和观念,把现实发生的一切,都硬套到自己的理论体系里来加以解释,结果是相形见绌,漏洞百出。现在正是一个“理论是灰色的,生活是长青的”时代。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,亟需新的理论创造。

  现在正需要对既有的制度、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省,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。这也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。我不赞成文明崩溃论,也不赞成文明崛起论。也就是说,我们既要正视文明危机,但也不要因此而走向“文明崩溃论”:任何文明既然发展到今天,一定有它的合理性。如果因为某种文明发生了危机,而断定另一种文明的“崛起”可以拯救世界,那就更陷入了迷误: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面危机,任何制度、模式和文明都不例外。我们的任务是真正深入到现存的所有的社会制度、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里去,研究它的合理性在哪里,它的危机在哪里。在此基础与前提下,再考虑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综合性、超越性的理想,用我的话来说,就是创造新的“乌托邦”,实现世界文明发展的转机。

  在我看来,只有在这样的世界文明大检讨、大反省、大转机的视野下,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和认识鲁迅对中国文明、西方文明的批判性思考的意义。我赞成刘春勇的观点,就是要打破“前现代—现代—后现代”这样一种线性的西方理论模式。它有它的合理性,但已经解释不了现实,也解释不了鲁迅。我们这几代最大的毛病就在于:先是把鲁迅思想与文学强拉进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框架里,之后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看鲁迅,就是站在左派立场看鲁迅,看起来讲得头头是道,其实似是而非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,超越或左或右的既定立场和理论观念模式,在世界文明大检讨的大视野下,重新发现鲁迅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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